明天又到“八一”建军节了，此时此刻我又想起我的战友——小夏。

      1987年11月的一天晚上，我和小夏以及今年才招的新兵乘“江渝”轮船从涪陵逆流而上至重庆。次日早上，我们在朝天门码头换乘军车到了菜园坝火车站，再乘绿皮专列到达湖北安陆站下车。早已等候的军车排列得整整齐齐。只听见接兵干部说，全体下车，乘部队专车到部队礼堂等待分配。

       那时候的新兵没受过训练，还不是真正的军人。争先恐后的“一窝蜂”冲出了车厢直奔停在不远处的军车，甚至有的还喊出了：冲呀！冲呀！你可别说，速度还真快。只是有掉帽子的、有掉鞋子的，还有被挤倒摔在地上的。接兵干部都没招呼住，急的直冒汗，嘴里骂到：这些吊兵。

       我挤上了车，紧挨着的就是小夏，那时并不认识。只有四目相对，为了打破尴尬，我先开口向他打了招呼。兄弟，哪里的？天灯堡。你呢？秋月门。就这简单的问候，没想到我们之间竟成了无话不谈的战友。

       当晚，在师部的大礼堂里，我被分到了步兵一营一连一排三班。班长是河南人，排长是老乡（四川巴县人），长得很精干。就这样在新兵连里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，后来被连队从三班调到了四排十二班，这个班是全连的“队列示范班”。我们多次参加全师的队列会操时，屡屡获得名次，为连队争了光。当然，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很明显的提高，在照片上我都认不出自己，变化太大了。自从在车上见面后，我和小夏就失去了联系。仿佛他在我的生活里被蒸发了，我在他的生活里同样也被蒸发了。

       还是在师部的一次“忆苦思甜”的大会上，他见到了我。那是1988年的夏天，为了反对铺张浪费，起到教育全体新兵的目的，部队就在师部前面的大操场上，集合近两万名新兵召开大会。我所在连队前生是著名的“红三连”，光辉历程有：一、长征路上第一仗；二、平型关大捷第一枪：三、五分钟登城第一例；四、渡江作战第一船；五、出国作战第一功。所以，我们连队一直是师领导很重视的连队，因纠察力量不够，师部就把我们四排临时抽调到会议现场，协助师部纠察工作。大会结束后，我们在回连队的路上急匆匆的相遇，他对我说了一句：我在步二营四零火连。这么长的时间突然看见了他，心里分外高兴。

       终于在一个周末，我去了小夏所在的连队。其实我们俩的连队相隔不过千米左右，只是那时通讯不发达的原因，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。就这样我们在新兵连每周都见面，互相鼓励、共述乡愁，直至新兵连生活结束。

       在新兵分下老连队时，由于我俩各方面表现突出，1988年11月，小夏被连队输送到了军直警卫连，我被输送到了军后勤务连，同时开启了我们的警卫工作。1989年夏天，我们部队执行完北京戒严任务后，空军成立一支“特勤部队”，我俩均入选其中，后来因为是城市兵的原因而被落选。我俩先后入党，他担任了班长，我升任了副排长。

       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1991年底我俩退伍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家乡。小夏被组织分配到涪陵中心医院保卫科工作，我被组织分配到了地区物资局金属公司工作。回到地方后，我们仍然保持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。因为都是“单身汉”，作息时间还是按照部队的标准，早上6:：00时，准时起床跑步，然后开启当天的工作。

       我们相继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都建立了属于自己幸福的小家庭。我们两个家庭经常的聚在一起，共叙曾经的军旅生涯和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。

       然而，在2020年1月19日晚上，我接到战友传来的噩耗，小夏走了。我无法相信这个事实，连忙打电话向其他战友证实，都说是真的。我赶忙从四川包车回来看小夏的最后一眼。看着他静静的躺在冰棺里，一生中最好的战友就这样阴阳相隔，我心如刀绞。

       问了小夏妻子才知道，小夏三年前查出肺癌晚期，一直未向外界透露，自己承受着病痛和折磨，三年间，全靠岳父（涪陵知名医生）为小夏配置的药方，使得小夏的生命得到了延续。但癌症终究是癌症，小夏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2020年1月19日。1月21日是我51周岁生日，却成了你的出殡日，你化为一缕青烟，最后落于尘土。

       小夏，你选择这个特别的日子离开我，是担心我会忘记你吗？

       后记：谨以此文以示对战友——小夏的怀念。自建国以来，空降兵第十五军于1987年10月份，首次到涪陵征兵。时至今日，也没续招。所以，我们在当地也是唯一的空降兵部队退役老兵。这支英雄的部队，首任军长秦基伟，经历了“上甘岭”洗礼，著名战斗英雄——黄继光就是该部队的杰出代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