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年的冬日，却是另一番光景。记忆里的冬天，底色虽是清冷的，却总点缀着许多活泼泼的、暖烘烘的亮色。雪，在南国是极难得的恩赏。若有一年，早晨推开窗，看见世界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、怯生生的白，那便是天大的惊喜了。寒冷，是从这无处不在的湿润里生发出来的。那不是干冷的、爽利的寒，而是一种“浸”入骨髓的冷。它无孔不入，顺着你的衣领、袖口，丝丝缕缕地钻进来，贴着你的皮肤，慢条斯理地汲取你身上那一点点可怜的热气。坐在屋里，若不生一盆炭火，那冷气便仿佛能从灰砖的地面、白粉的墙壁里一丝丝地渗出来，聚在屋中，久而不散。

远处的山，近处的树，都失了形踪，只剩下些朦朦胧胧的影子，像是用极淡的墨在宣纸上随意抹出的几笔。世界陡然变小了，小得只剩下眼前一方。走在雾里，头发上、眉毛上，不一会儿便会凝结起一层细密的水珠，亮晶晶的。空气吸到肺里，是清冽而甘甜的，带着泥土与草木腐烂后混合的特有的气息。

太阳是稀客。即便来了，也是懒洋洋的，有气无力的，像一个贫血的少女苍白的面庞。它的光，穿不透那浓雾，只在雾的背面，形成一个模糊的、乳白色的光晕，算是给这灰色世界的一点怜悯的慰藉。

最欢喜那儿时过年的事，莫过于“打滋粑”了。那总是在腊月里，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——其实也算不得多晴，只是天色稍开朗些。几户相熟的人家凑在一起，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，支起那巨大的石臼和木甑。壮硕的男人们围着石臼，手里握着光滑的木槌，喊着号子，你一槌，我一槌地，捶打着甑子里蒸熟的、滚烫的糯米。那“砰、砰”的声响，沉实而有力，像是大地沉稳的心跳。腾腾的热气混着米香，在这清冷的空气里弥漫开来，织成一片香味的、暖味的云。我们这群娃儿，就在这云雾里钻来钻去，小脸冻得通红，鼻尖上挂着清涕，眼睛却亮得如寒夜的星子。总能在最后，分得一小块刚刚捶打好的、热乎乎、软糯糯的过年滋粑，顾不得烫手，忙不迭地塞进嘴里，那股纯粹的、原始的米粮的甘甜，便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去。

夜里，是属于炭火盆的。那是一口旧铜盆，底下架着红红的炭火，上面罩着一个竹编的、镂空花纹的烘罩。一家老小便都围拢过来。婆婆总是坐在那张旧的藤椅里，就着火光，慢悠悠地做着针线。火光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跳跃，明一阵，暗一阵，像一首无声的、古老的诗。母亲则会变戏法似的，从火盆的热灰里，给我们煨上几只红薯，或是一把黄豆。红薯的焦香，豆子爆开的“毕剥”声，是和着屋外呼啸的风声一同进行的。那风在门外徘徊，愈加显得屋内的这一方天地，是何等的安全与温暖。我们蜷在矮凳上，听着大人们讲那些古老的、不知传了多少代的故事，神仙鬼怪，才子佳人，一切都混在暖洋洋的空气里，催得人昏昏欲睡。梦中回到那片雾蒙蒙的、湿漉漉的天地，醒来时，枕边却是一片冰凉的湿意，不知是泪，还是那梦中故乡的雾气所凝。

冬天的魂，在南方是另一样的。它不似北国那样，用铺天盖地的雪，用凛冽如刀的风，来宣示自己的主权。南方的冬，是矜持的，是内向的。它来得悄无声息，像一滴极浓的墨，滴入清水中，不急于散开，只是那么幽幽地、缓缓地，晕染出一片洇润而清冷的底子来。这底子，便是我记忆中家乡的冬日了。

记忆里的家乡，恐怕也早已面目全非。泥泞的田埂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，老屋被拆了，建起了贴着白瓷砖的小楼。河水许是污浊了，那片可以划薄冰的溪河滩，来源于古老的丛林黑龙洞终年夏凉冬温流淌着甜蜜的清水。现代社会的面前，是人情的流变。童年的伙伴，早已散落四方，或在更远的异乡，或在琐碎的生活里消磨了旧日的容颜。

“回不去”的怅惘，比单纯的“不在场”更令人感到无力。年轻的这一代人，被时代的洪流推着，争先恐后地离开家乡，奔向代表着“发展”与“机会”的都市。人们获得了物质上的某种满足，却付出了精神上流离失所的代价。身体在繁华里奔走，灵魂却始终在寻找那片失落的水土。现时的“老家”，是一个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、稳固的共同体。而今，村庄空心化了，熟人社会在解体。年轻一代对土地的依赖与感情已极其淡薄，他们的乡愁，或许更多是对于童年的一种抽象怀念，而非对那片具体水土的眷恋。它们不是任何人的错，而是社会发展与精神演进不同步的必然结果。现代的物质文明飞速前进，高楼拔地起，网络通全球，但人们的情感模式、伦理观念与精神家园的建设，却未能以同样的速度完成现代化的转型。

家乡的冬天只是那样静静地存在着，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，所有的颜色都褪尽了火气，只剩下墨的浓淡与干湿，构成一种和谐而寂寞的意境。